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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

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老夏一人显得特立独行，主要是他的车显得特立独行，一个月以后校内出现三部跑车，还有两部SUZUKI的RGV，属于当时新款，单面双排，一样在学校里横冲直撞。然而这两部车子却是轨迹可循，无论它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因为这两部车子化油器有问题，漏油严重。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

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原来大家所关心的都是知识能带来多少钞票。